南方正是潮湿温暖的季节，也是老鼠大量繁殖的时期。这不，广州多个社区最近就闹起了鼠患，水果、纱窗、家具等等无一不成为老鼠的袭击对象，令居民颇感烦恼。 广州居民因为老鼠多了而烦恼，陕西大荔县的商户却因为老鼠药多了而烦恼。最近，陕西大荔县为创建卫生县城，强行向街面商户摊派出售老鼠药，每家40公斤，搞得一些商贩叫苦不迭。 有人曾评价明太祖朱元璋，“要么不做，做就做绝”。这话用来评价陕西大荔县相关部门，也十分贴切。为落实上级精神，创建卫生县城、卫生村镇，大荔县爱卫办积极主动地从上级主管部门领取了2000公斤的老鼠药，更“主动”加价25%，卖给各商户，且不开任何票据。对于当地商贩来说，这剂“药”的毒性，恐怕不比老鼠药低。 40公斤鼠药，足有两袋面粉那么多，大荔县爱卫办的意思，大概是觉得老鼠们太猖狂，要让其吃不了兜着走，死了都要吃，这样才解恨。如此分量的鼠药，大荔县的老鼠们即使不被毒死，恐怕也得被吓死。当然，也有怨气——平民百姓家的老鼠有毒药伺候，那么“官家硕鼠”呢？把老鼠药暗中加价强行摊派，这样的“硕鼠”比普通老鼠啃两棵白菜，偷几根玉米要猛得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况且既是同类，境遇殊异，真是无语问苍天啊！ 创建卫生城市本是好事一桩，发药灭鼠也是不是不可以。但一些地方部门的“长项”正是搭着不乏正当性事件的便车，瞅准机会，狠捞猛捞。按照这一思路发散开去，把老鼠药当面粉摊派的事儿实在是数不胜数。比如黑心矿主人人愤恨，整治有理，可湖南郴州的做法是先抓，再放，再抓，再放，只罚款，不法办，把矿主当唐僧肉，一点一点地“榨”，一刀一刀地“割”；再比如河南虞城县市容管理局为整顿市容，向街头商贩公开销售“保护伞”、小推车，价格分别为130元、300元，买了伞和小推车后，不管你用不用，就没人再找麻烦；又比如福建省安溪地税局向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征收“小姐税”，等等。你说它不对，它多少有那么一点正当性，可你要说它对，除非是误食了鼠药。 古人云：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眼下看来，一些“官家硕鼠”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家里有老鼠，下药可以，养只猫也行。可“官家硕鼠”，该用何药，还真不好说，尤其是当这些“硕鼠”披了一身猫皮的时候，更让人倍感无助。最好的方法是以后见了老鼠赶紧打死扔掉，不让“官家硕鼠”们发现，这样至少可以不给他们搭便车的机会。 此评论为 深圳《晶报》 2008/4/27出版 [ 本帖最后由 田文峰 于 2008-5-2 18:39 编辑 ]

审计署官方网站的一份声明昨日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就南京特派办员工机场伤人事件，审计署在声明中表态，完全尊重和支持公安部门对事件的处理，并要求各级审计机关和全体审计干部以此为戒，加强遵纪守法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批评。 4月18晚，审计署南京办员工徐某因私事准备去外地，在机场安检时，因随身携带的液态化妆品超过民航局规定的100毫升，安检人员要求按规定办理托运。为此，徐某情绪激动，遂发生用化妆品瓶伤及安检人员鼻梁的事件。事发后，机场公安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对徐某进行了教育并罚款。4月25日晨，南京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审计署领导得知后，立即责成南京特派办进行核实处理——从事件披露，到审计署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全部都在25日当天完成，其办事效率与诚恳姿态让公众心悦诚服。 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理性应对的姿态。一个部门的形象与公信力的好坏，往往正体现在对偶发事件的处理态度上。审计署不护短，不遮丑，一方面尊重民航局的机场新规，从另一层面强化了社会对特殊时期机场工作的理解与认同，给公众树立了好榜样；另一方面，对负面舆论迅速主动回应，遏止了流言的传播，赢得了社会尊重，提升了部门形象，并利用此事，加强本行业遵纪守法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使得坏事变成了好事。 审计署直面问题的姿态本是公共行政部门的常态，公众之所以对此赞赏有加，从中也折射出，当下一些机关或部门面对涉及本部门本行业的“负面”新闻时，避之唯恐而不及，甚至以“防火防盗防记者”的病态心理应对舆论监督。一旦问题被曝光，要么打太极，装傻装天真；要么文过饰非，强词夺理；要么通过行政权力，压制和阻碍批评报道，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面对舆论，都应有一个健康而理性的心态。最近，深圳教育部门对校服问题上的表态就备受社会好评。2002年开始，深圳在公办中小学中统一学生服，时至今日，深圳中小学生对服装审美有了新的诉求，学生和家长对学生服质地、样式、管理也有一些建议与看法，晶报为此做过连续报道。深圳市教育部门立即表示，将对学生服款式、面料、个性化要求的尊重程度等问题进行深度调研，同时，教育部门已征得市法制办支持，准备对学生服的生产厂家重新考核、招标。 舆论监督往往苦口良药者多，甜言蜜语者少。面对帮忙而不是添乱的舆论监督，政府部门尤应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与胸襟，有反思问题的智慧与魄力。越是不护短、不遮丑，公共形象就越好，公信力就越高。 此评论为 深圳《晶报》 2008/4/27出版 [ 本帖最后由 田文峰 于 2008-5-2 17:56 编辑 ]

谎言之恶，甚于谣言。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包含谣言有可爱性的意思，只是表达我对谎言更大的厌恶。 4月27日，新华社播报安徽阜阳市政府提供的消息，该市发生肠道病毒EV71感染，3月以来致789人患病，19人死亡。同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披露，该病在当地出现大量传言时，政府辟谣说，有几名婴幼儿因春季呼吸道疾病夭折，且几例病情无传染联系。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流行性消息称为谣言，而谣言被看成一种“制造品”，它是出于恶的动机而制造，因为不明真相而传播，于是抓住制造者、劝止传播者成为基本的思路。 我并不否认这种典型的谣言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时候，与事实不符的流行性消息不过是传言而已，人们确实不明真相，但传言的源头未必一定谁恶意制造。将所有不实的流行性消息都定性为谣言，毫无道理。 在安徽阜阳EV71感染事件中，市政府曾经出面“辟谣”。辟谣的对象当然是谣言，这就是说，当地在事件发生后出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相关说法，而这些说法被定性为谣言。但是，社会上关于流行疾病的说法真的是谣言吗？阜阳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流行疾病，确实有人因此而死亡，传言虽然可能并不准确，但它仍然道出了事实，而非被恶意制造，它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没有人提供准确的信息，传播消息的人们并不乐于这种不准确，他们恰好需要准确的消息。 可是，辟谣的市政府又提供了什么呢？它提供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虚假的安慰，它置市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弱化事件的性质、缩小死亡的数字、更改感染的性质。相对于传言，这样的信息不是离真实更远吗，然而它还被冠冕堂皇地称为“辟谣”。 安徽阜阳市政府的所谓“辟谣”，即使不能说是造谣，也应当说是撒谎。它与造谣的唯一区别，只是我倾向于认为它没有恶意。这种“无恶意”可能引致的麻痹后果，比“有恶意”可能带来的惊恐，未必不会造成更大的生命损失，虽然就本意来说，它是要避免真实情况所可能产生的惊慌。但它是故意而为。 哪怕是谣言，故意而为的只是谣言的制造者，大多数传播者是不明真相的，而辟谣以权威面孔出现，谎言辟谣不过是以权威面孔来发布一种被宣称为无恶意的虚假信息。如果说谣言使人将信将疑，辟谣则是要使人确凿不疑，谎言辟谣就是要让人确信谎言。 谎言辟谣的恶劣性，不只在于它使人在愚昧状态下虚幻地生活，而且在于一旦谎言被揭穿，社会也会从虚幻的幸福转入巨大的道德困境，甚至形成一种相互效法的“撒谎效应”。如果权威机关可以公然发布谎言，那么社会其它单位组织撒谎难道还需要有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受到什么道德羁绊吗？久而久之，一个谎言的世界就会建立起来。 能够确认安徽阜阳的辟谣是撒谎吗？是的，那就是谎言。因为当时流行的不是简单的春季呼吸道感染，因为它致死的不是几个人，因为它不是不相互感染。可能当时阜阳市政府也不明白致病原因是EV71病毒啊，我不排除这种情况，但阜阳市政府的辟谣仍然是谎言，因为你可以不明白是什么病毒，但应该已经知道它具有流行病的特征，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呼吸道感染，知道有多少病亡者，还应该知道目前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总之，你知道的情况，与你发布的情况并不一致，你要人相信的东西，其实并非事实。 现在可以说了，安徽阜阳在流行感染上没有谣言，只有传言。传言虽不准确，但大致真实。市政府所谓辟谣，不过是对近于真实的传言的反驳，它所使用的武器则是撒谎，它比传言离真实要远得多。 （作者刘洪波为知名杂文家）

“首届全国青少年健康形象大使评选活动”在全国一些地方举行后，教育部受到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致函或致电质疑。为此，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声明表示，该活动由“中国关爱成长行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教育部没有举办也没有同意参加，凡是冒用教育部举办此类活动的，后果自负，“并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教育部的声明向公众释放了两个信息：一、该活动受到了质疑，可能产生法律责任；二、即便有法律责任，教育部也不会承担。问题是，这一纸声明能够自证清白吗？ 回头来看《中国教育报》去年12月29日对该活动的报道：以“携手奥运，关爱成长”为主题的首届全国青少年健康形象大使评选活动，自2007年12月至2008年6月在全国广泛开展，总决赛将评选出56名特别奖选手，分别代表我国56个民族形象，同时评选出首届健康形象大使的10强选手和冠、亚、季军。这篇报道还提到，该活动由中国关爱成长行动组委会举办，这个组委会由包括教育部在内的10部门联合组成。《中国教育报》是教育部的机关报，通过该报发布有关教育部的活动，应该算是权威信息。 不管这个评选活动是否具有正当性，身为组委会成员之一，又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发布活动信息，就表明教育部在为这个类似“超女”“快男”的活动提供信誉担保，学生、教师、学校及地方教育部门，也是基于这个担保才会被动地卷入。也就是说，作为“正当性”的担保人之一，同时也作为主管部门，教育部对这个活动的任何后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能够支持这份声明的最有利的证据是，自2005年之后，“中国关爱成长行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的活动均未告知教育部，也未经教育部同意。但这个证据还是让人疑惑，既然“未告知”、“未同意”，那么，又有什么动力为这个行动背书呢？再则，活动开展了好几个月，至今没有和这个行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切断关系，也没见到《中国教育报》发表更正信息，现在才发表声明，是不是为时太晚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和媒体关系紧张时经常说“媒体误读”，从这个活动的前后反复看来，教育部要么是被自己的机关报“误读”，要么就是具有一错到底的“勇气”，可以完全漠视公众感受。 其实，这个活动评选健康形象大使，还有包括教育部在内的10个部门组成阵营强大的评委会，无论是动机、内容还是活动主体，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只要能切断利益关联，就完全不同于臭名昭著的“全国牙防组”。但这份声明之所以让人将此与“全国牙防组”产生联想，主要是因为在声明背后，人们读到了一个“冤大头”的辛酸，读到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委屈。 辛酸也罢，委屈也罢，重要的是不要让事态演变为另一个“全国牙防组”。当年，“全国牙防组”之所以让卫生部狼狈不堪，问题就出在纠缠不清的利益关联上。现在，教育部真要想办法撇清，就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表明当初参与时没有任何利益预期。否则，即使当了冤大头，也不能自证清白。 （作者李鸿文为晶报时事评论员）

社会热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今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等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这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这一原则性法规要真正兑现，还需要操作层面上的制度配套。 深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继率先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2006年又出台了《深圳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实践证明，政府信息公开，对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大有裨益。当然，如何结合今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整合相关政策资源，提高信息公开的效率与效益，深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于公众而言，公开是权利；于政府而言，公开是义务。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而“例外”的划定须有法律依据。今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体现了三大特色：对信息公开的内容予以详细规定，防止了政府机构以各种托词不履行公开政府信息的义务；倡导公开方式多样化，便于公众更低成本地获取相关信息；同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考核评议制度、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制度等，以便保障条例的贯彻执行。事实上，公开政府决策或施政所依据的信息，不仅有利于决策理性与施政效率，也有利于公民对政府行政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最近，备受关注的“4·28”胶济铁路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的处置工作就彰显出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公开的重大意义。事故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广播电视到网络媒体，信息更新快，传播效率高，无论是遇难人数，还是原因调查、责任追究，都迅速公开在公众视野，虽然无法消弭悲剧的伤痛，却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赢得了信任与理解，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样板。 反之，如果不能抓住信息公开的契机，人为屏蔽，半公开，或者避重就轻，往往不仅放任了谣言的滋长，使得后期的处置工作陷入被动境地，更可能延误了事件控制的最佳时机，引发社会猜忌与恐慌，伤害政府公信。当事主管部门也难逃行政、司法问责的考量。非典时期，由于某些政府部门在疫情爆发初期采取隐瞒谎报等手段，使得前期出现的“非典”疫情信息报告不透明、不准确，信息来源分散，疫情统计语出多门，反而带来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类似案例至今仍时有发生。从3月中旬到4月底，安徽阜阳1800多个孩子感染EV71病毒，并且已有20人死亡。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后，安徽省卫生主管部门竟然不主动向公众预警，而是在媒体曝光数天后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昨日的新华时评对此进行了质疑——“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行动迟缓，还是在有意遮掩什么？” 现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而如何将公开制度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显然不是一部“条例”所能解决的问题，有待于地方政府细化责任，分解目标。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属于“例外”？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与准确性如何界定、谁来监督？如何有效降低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政府信息不公开又会受到怎样的问责？这些问题不廓清，政府信息公开很可能成为某些部门自由裁量的游戏，信息不是夭折在公开的半路上或高成本的火山口，就是被以“机密”的名义束之高阁。 从动议到实施花了近10年时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我们看到了规范政府公权，保障公民权益的积极方向。接下来，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配套制度，让不公开者为违规行为埋单，确保政府信息公开成为可兑现的公民权益——落到实处的政府信息公开才有生命力。

4月11日上午，为迎接本科教学评估，广西师范大学六位校领导隆重接待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女秘书一事被媒体曝光。此事引发热议，最新的后续是——教育部评估中心李副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袁俏（当事女秘书）紧张得都坐不住了”。 袁俏的紧张，更多地来自于舆论的压力。“秘书只是某大学教务处普通科员，很可能被借调参加教育部评估工作，于是大驾光临，身价百倍”；原本只是“最普通的办事员”，但是作为评估小组秘书的她“不再是她本人了”、“简直是钦差大臣”……再加上网友的“人肉搜索”，身处高校行政构架底层的普通职员，难免会“紧张得坐不住”。 一股脑地让女秘书紧张，把责任推卸给人家小姑娘，看似也有一定道理：谁让你拿了令箭当上方宝剑、不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呢？谁让你捧了鲜花照了相不要求校方低调呢？但再仔细琢磨一下，似乎又不尽然：一者，秘书再牛毕竟也只是秘书，在校方全力以赴的盛情之下，她也未必有多大的话语权；二者，如此隆重的接待规格不单单是一个高校的做派，潜规则之下，不能要求一个秘书去做唐·吉诃德。何况，在“接待过度的问题”上，教育部评估中心李副主任是这么认为的：“首先，中国是礼仪之邦；其次，专家们确实辛苦，每天都要工作到后半夜，略微热情些的接待可以理解。”那么，广西师大警车开道迎专家的方案都被“瘦身”了，簇拥着女秘书拍个照片，大概也只能算是“略微热情”吧。 问题是，这种“热情”是超越于常规礼尚往来的热情，明晃晃昭示着对评估权力的谄媚与逢迎。高校教学评估作为一项严肃的行政工作，关系到教育公平，关系到社会对具体高校的资源配置，既然涉及明确的利害关系，其游戏规则更当有序有度，是不可以“略微”处理的。“照片门”事件中，应该紧张的不是袁俏，而是相关高校领导。譬如一家学院许诺，如果评估时某班被专家组抽中听课时被评为优，学生每人可奖300元，教师每人奖3000元；于是另一家学院许诺，被专家在路上碰上，回答得优者可以奖300元。有如此疯狂的迎评“豪举”，必然有同样疯狂的接待规格。 最该“紧张得坐不住”的应该是教育部评估中心官员。人大校长纪宝成在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大学评估太多了》，直陈当前大学评估三大问题：评估太多太滥；评估体系、方法单一；评估造假，敷衍了事。遗憾的是，评估中心依然坚持“劳民花钱见实效就不是形式主义”，对评估中出现的种种诡异之举视为“一些枝节问题”，丝毫没有反思与改进的意思。 正如有专家所言：什么时候，以什么办法，才能让评估者也坐不住？只有当他们“紧张得坐不住”，重估评估体制，才有希望。女秘书的紧张只是戏剧事件，评估体制的紧张才是高校与社会的福音。

国家税务总局前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全国共受理2007年度个税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人数超过212万人，比前一年度增长30.58%。其中，广东省有34.7万人，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 正如专家所说，申报人数大幅增长的背后，体现了过去一年中国部分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也说明人们依法纳税的意识在逐步增强。但一个与此极不对称的现象是，相当多的纳税人至今没能收到自己的完税证明。个税月月交，但一年到头究竟交了多少，能弄明白讲清楚的人恐怕没几个。曾有媒体报道，从今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广东将分三批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但从现在的情况看，那一纸证明和多数纳税人尚未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纳税人而言，税收是一种支出，是因享受社会公共产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政府来说，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满足公共需要的经济来源，是一种成本补偿。因此，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某些机构或个人因偷税漏税而遭到处罚，道理很简单，逃税就是“搭便车”，只享受服务，不付出成本，归根结底是对其他纳税人的侵害。 但与义务对应的，是权利。为什么要纳税、纳了什么税、纳了多少税，每一位纳税人都有知情权。但长期以来，这种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在个人所得税上，因为缺少那一纸完税证明，很多人连税率多少、纳税额占收入比例等基本情况都是一头雾水，对税款如何“用之于民”的具体流程更无从知晓。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的主动性、自豪感就难免会打折扣了。 秉着义务与权利对等的原则，税务机关理应向纳税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而不应仅仅停留在“纳税光荣”的宣传层面上。现实生活中，连到超市买一瓶矿泉水这样的等价交换，售货员都会给顾客一张信息完整的电脑小票，那么，税务机关无偿并强制征税，就更有义务出具完税证明，让纳税人交得明白，交得踏实。 完税证明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也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如果说身份证或者护照是公民身份的证明的话，那么个税完税证明则是公民的“经济身份证”。当发生购房、教育等大宗消费需要向银行贷款时，完税证明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人收入水平及偿债能力的衡量指标，不仅可以避免现有的“开收入证明并加盖公章”的麻烦，更在一定程度上封堵了弄虚作假的漏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完税证明应该成为正在建设中的全国个人征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来，纳税人希望早日收到完税证明的呼声日益高涨，“完税证明可望寄到家”等说法也时有耳闻，但引颈期盼至今，绝大多数纳税人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值得反思。广东今年年初开展投递个税完税证明试点，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希望相关部门加紧进度，尽快普及，让这一张沉甸甸的权利凭据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前两年孔子狠狠火了一把，今年风头最劲的文化名人，则非老子莫属。 不久前，河南鹿邑举行了老子公祭大典，甘肃临洮即紧随其后，宣布计划投资8000万元建造“老子文化园”，并拟定于今年5月召开“老子文化节”。现在临洮的“老子文化节”还没粉墨登场，鹿邑的“国际老子文化节”已然先声夺人，搞起了形象大使选拔。据老子文化节主要宣传网站——中国老子网、鹿邑网显示，这次形象大使选拔将分报名、海选、复赛、决赛4个阶段，通过选手演示歌舞、书画等才艺，以及规定的旗袍、休闲装、晚装着装秀比赛，选拔出10位集睿智、美貌、气质、风度、才艺于一身的高素质青年。 这些年来，各地都在铆足了劲挖名人，比如福建学者声称发现了孙悟空的墓地；山东教授考证出泰山是“花果山”的原型；山东阳谷县和临清市各自开发了《金瓶梅》文化旅游区；而安徽则建起了《金瓶梅》遗址公园，并宣称“西门庆是徽商的杰出代表”。从经济角度来看，借古人之名有助于提升当地形象，吸引众人目光，进而找到引资渠道和花钱理由，即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是也。很多人借此批判某些地方政府惟利是图，滥用传统文化以谋私利，不过从争抢老子以及在举办老子文化节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来看，或许在经济之外，举办方的行为还别具文化深意。 常识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批判地继承，有选择地学习。所以，如果把诸如孔子、老子等传统文化名人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显然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这一点，懂得“恃古谋利”的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当然也心中有数，因此，要供奉也要批判，但是批判不能太明显，只能把这种意图隐藏在具体的活动之中。 比如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鹿邑与临洮两地就用互不相让地争夺老子的行动，对老子的这一消极思想予以了坚决否定。干事业哪能守株待兔，就是要主动出击，都要像老子说的不动声色，钱从哪里来？名从哪里来？很幼稚嘛！ 再比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而鹿邑此次用选美的形式来宣传老子，也是在暗地里给了老子一耳光。现代传播讲的就是投票、暴露加争议，没“色”，不“闹”，怎么“走出去”？据说鹿邑老子文化节本还打算搞内衣、泳装秀活动，但“考虑到鹿邑是座小县城，怕群众接受不了，所以最后取消了这一环节”。这说明，在批判老子的问题上，当地政府还是秉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审慎态度的。 一面供奉老子，一面批判老子，相关地方政府准确掌握了辩证法之精髓，成功找到了对待古代文化的平衡点。

今年春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通过省内主要新闻网站发布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向网民拜年，并说，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也欢迎大家“拍砖”。昨天上午，这一邀约兑现为一场特殊的座谈会。26位网友代表应邀来到广州，围绕“解放思想，共同为广东科学发展‘灌水’、‘拍砖’”这一主题，与汪洋书记、华华省长等领导现场“灌水”、“拍砖”。 2007年，《时代周刊》评选上年年度人物，互联网内容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YOU”铿锵入选；在国内，互联网用户数量从2006年的1.37亿，猛增到2007年底的2.1亿，占我国人口的16%。虚拟空间正以蓬勃热烈的姿势拥抱中国人的经济社会生活，于是，“网民政治参与”成为一个洋溢着民主、闪烁着开化、见证着文明的时代热词。 网友与书记省长面对面地“灌水”、“拍砖”，以传统政治参与的视角考量，可谓史无前例。这个座谈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为网民政治参与和传统政治的对接与对话架设了一座桥梁，背后有两重积极的隐语：一是如实地承认互联网的兴起对公共领域是一种勃兴，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契机，而不是洪水猛兽；二是决策者开始审思如何将民间内生力量引入公共治理，用于优化管理资源、扩大政治参与，如何引导成长中的公民力量，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智慧。 回望2007年中国诸多公共事件，大多离不开网民的推动，且大多趋向良好的结果，由此改写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重视网络政治与网络舆论。温家宝总理曾说过，“网民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今年两会前，新华网等联手以“我有问题问总理”为题，向网友征集问题，盛况空前。汪洋书记对互联网更是情有独钟，早在2007年，由他主导的重庆统筹城乡实验区建设网络问计求策活动获得巨大成功，被重庆网民誉为“2007年重庆最具有轰动效应的网络事件”，而他本人，也被网民推举为“2007年度网络知识分子”。在今年深圳两会期间，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也表示：“对网上的信息和网民们提出的意见，我是高度关注的”……网民这个称呼开始祛魅，在网民政治生活中渐渐还原其公民色彩。 是技术进步推动了政治文明，是网络参与拓展了多元民声。某种意义上说，今日的决策者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不再仅依赖于机构转述和传统媒体表达，借助网络平台，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浩瀚的民意之海，洞悉波澜、漩涡和激流的所在；今日的公民也是幸运的，在不断发展的民主政治进程里，网络不仅给缺少表达路径的人们提供了宽阔的话语平台，也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拥有了更为便捷而高效的方式。当然，这里依然有两点需要厘清：一是网民参与尚未形成有秩序的力量、制度化的设计，它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新兴形态，需要引导、规范，甚至梳理；二是只有为网民参与对接现实出口，它才会告别虚空状态，虚拟空间的灵气与现实政治的智慧才能彼此参照，相得益彰。 邀请网民面对面“灌水”、“拍砖”，看似小型座谈，实则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网民参与只有成为现实政治的新起点与助力点，网络议政才能实现其价值。如何引导网络时代的“小众话语、个体话语”广泛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中来，如何引导网络参与更有序地对接现实出口，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中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这次“灌水”、“拍砖”是为典范。

近来有两条有关“送礼”的新闻比较火。一条说的是在浙江一些地方，婚宴上送出的红包要过“双关”——点钞机和验钞机；另一条有关某刚开业的洗脚城，该洗脚城位于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照片显示，开业当天当地检察院、市法院、市地税局、市建设局、区检察院、区法院……全都送了大红条幅，热烈祝贺该洗脚城隆重开业，祝他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红通通地把一栋楼几乎盖住了。 俗话说，人情大于债，顶着锅来卖。讲感情当然不能光动动嘴皮，惟有“真金”，才不怕火炼。所以碰到亲戚朋友婚丧嫁娶，都得预备下填满钞票的红包。CPI在涨，红包“起步价”在涨，惟有工资不涨。现在没个千儿八百的你简直不好意思出手，有点办法的节衣缩食尚可勉强应付，实在没办法的只好通过在红包里夹张把假钞的方式来应付。不过，像浙江一些地方那样当场拆开红包，又有点钞机和验钞机“双卡”把关，这点把戏就彻底歇菜了。就是真钱缺了个角、破了个洞，没准还得让你换一张呢。 点钞机和验钞机的另一重功用是可以当场衡量感情深浅——放600元，机器都没个响动，放1000元，只有嗤的一声。只有送上两三千元，或者上万元的，点钞机才会多哼哼几声。所以光听点钞机数钱的声音，就知道礼金的分量如何。以至于一些人感觉受到了点钞机的羞辱，不得不临时再给它多“喂”点钱。当然，此举也使无心作弊的人面临风险，万一自己递出去的钱里不幸夹了张假钞票，那人可就丢大了——ATM吐假钞的新闻，可从来就没有断过！所以有人建议，不如干脆设个POS机，直接刷卡转账，既现代又省事。 说起来，对礼金的这一“点”一“验”，确实有些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彻底物化的意思，不值得提倡。但如果同“洗脚城开业送横幅”相比，前者虽铜臭味十足，却赤裸裸得明白，而后者虽然也不隐晦，却招摇得恶心。用不用点钞机和验钞机，说到底，是个人选择；但拿政府的招牌做人情，却是地地道道的假公济私。 而洗脚城上一条条迎风招展的横幅，更宣扬了一种扭曲的“官威”，仿佛在告诉所有人：咱家洗脚城很牛很后台，不管你有没有脚气，只要进了咱的洗脚城，都得意识到这里的官气！ 当官味和铜臭味注入了人情味，纯洁宝贵的情感也变了味。专家说，这背后透露出的社会本质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原本朴素的情感结构遭到商业化带来的破坏，可商业社会崇尚的契约和规则却并没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啊，这是为什么呢？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